上海老股民忆股疯:现在的年轻人太天真

  导读:央行昨日起降息降准,在经历了6.26暴跌之后,这一利好消息令许多人对今天的股市行情期待很高。老吴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股民,他回忆了上海股市最早的情状。对很多正在股海挣扎股民朋友来说,不妨细细体味老吴的话,因为殷鉴不远,往事并不如烟。

股票成万人争抢的宝贝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,专门就证券业说过,认为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,错了可以纠正。 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刺激,这一年的股市从春天开始就呈现亢奋的态势。5月21日,尉文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—此前一直执行涨跌停板制度,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蹿,到25日已高达1420点,豫园商城的股价升到10009元,空前绝后。当时,全上海只有证交所这么一个交易点,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,尉文渊突发奇想,包下上海一家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文化广场,作为临时的交易场所。媒体记载:文化广场是一个露天大棚,股民席地而坐,广场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,委托点接受单子后,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。这个交易大棚风雨无阻,一直开了一年半才关闭。在办了文化广场之后,尉文渊又发明出“大户室”制度,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交一笔钱进入一些封闭的、有专线电话、能坐能睡能喝茶的“大户室”,这里的股票行情是即时通报的,买卖更是有优先权,比文化广场几分钟才报一次行情当然要优越得多。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—后来又有了“庄家”,成为富者越富、穷者越穷的游戏场。② 在深圳,股市之热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现在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,发行新股只好实行抽签的办法。8月7日,深交所发布1992年度《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》,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,发售抽签表500万张,中签率为10%,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。认购者凭身份证办理有关事宜,一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,每个认购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。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。 公告一出,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,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快专递包裹有17.5公斤,里面是2500张身份证。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,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0万人,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0多元,黑市竟炒卖到200元。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,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,每位40元。从7日下午开始,全市300个发售点就排成了长龙,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,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,在最紧张的时候,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,不敢松手,深圳市内到处弥漫着难以分辨的恶臭味。 9日上午,抽签表准时出售,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,各发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。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,两天两夜苦候,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。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,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,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,商店被砸,警车被烧,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。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。11日凌晨,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,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,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,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。 事后的调查表明,抽签表的发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,涉及金融系统4180人,各发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.6%—很多知情者认为,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比例。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,在之后的四天内,两地股市大跌,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%,几乎跌去一半。深圳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、暧昧和野蛮的一面,它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。10月12日,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,朱基副总理兼任主任,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,简称证监会,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。证监会首任主席为刘鸿儒。 百万股民的空前热情、股市的暴涨狂跌,乃至发生在深圳的舞弊事件,让决策层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场这个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。当时,全国民众的银行储蓄已经超过1.3万亿元,成为一只随时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可怕的“笼中虎”,而中央政府的财政则十分拮据,几无可能对国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提供帮助,而股市的火暴让决策者们突然发现,这可能是拯救已经陷入泥潭,而政府无计可施、无血可输的国营企业们的最佳手段。一些经济学家纷纷献策论证,认为,“通过股票市场融资,是搞活和增强国营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”。在此之前,“冒险上市”的企业几乎清一色是沪深两地的中小企业,各大型骨干企业避之唯恐不及,而现在,事实让人们一夜之间转变了观念。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项重大决策是,把两市的上市指标权“上缴”中央,证交所再无决定权,从此后,上市指标变成了“资本输入”的代名词,证监会成为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。①

  以下是老吴的自述:

  中国的股市嘛,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乱哄哄的,从来没变过。

  我记得上交所[微博]最早开市的时候,上证指数是100点不到一点儿,上市之后,股票少,要买的人多,自然是乱涨,管理层一看不对,决定设涨跌停板限制。一开始设的还好,5%,后来改成1%。所以当时往往都是一开盘就是板。

  后来一看这样不行,都没成交量了,又决定放开股价。一开始还好,一批批的放。然后到1992年的5月份,忽然有一天,一下子全放了。当天上证指数就从600多点涨到1200多点。一天指数涨一倍,你听说过没有?这轮大牛市也就涨了一倍多一点儿,当时一天就涨上去了。

  放开股价的后果就是证交所直接挤爆。当时的北外滩,我们是这样认人的,穿着红马甲的是交易员,不穿交易员的就是股民,天天人山人海。据说第一批发财的不是股民,是那里中午卖盒饭的。

  这样不行啊,每天眼看着都要踩踏啊。于是想着找个大点的场子,于是找了文化广场。

  股市,英语叫Stock market。在中国,股市在最早的时候,还真的是一个market(大集市)。92年6月份,文化广场华丽变身为“上海证券大菜场”。

  券商搭了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柜台,看上去就像卖肉的。但实际上割肉的往往是股民。当时文化广场里,委托单是稀缺资源,我记得买进的单子是红的,卖出的单子是绿的,行情好的时候,根本拿不到委托单。于是黄牛应运而生,在场子里高价卖委托单。我记得有一次,我要买大飞乐,却没有委托单,眼睁睁看着股价乱涨,那是一个急啊,挤来挤去终于从一个黄牛那儿花了50块买了一张红单子,又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,正要填价格,发现已经惨惨地跌下来了。当时我果断地没有下笔,而是转手又把委托单卖了。

  有了这次教训之后,以后只要有机会,我就囤积委托单。囤了一本又一本,可后来委托单就不用了,于是这些委托单全给了我儿子当草稿纸,他初中三年的草稿纸用的都是委托单。

  其实除了交易,当时看行情也是一个问题。交易大厅里有大屏幕,但你挤不进去啊。当时徐家汇,肇嘉浜路天钥桥路路口有一家证交所,好像是海通吧,在大门外高处有一块滚动行情的屏幕,据说有人为了看行情,在对过的六百楼上专门租了间房间,开盘了就好用望远镜看行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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