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一数:参加长征并胜利到达陕北的女红军!

红25军和陕甘红军在永平举行会师联欢会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,由于条件艰苦,自身顾及不到摄影工作,但条件稍有好转,红军还是请县城的照相馆或流动的照相师为部队拍照片。红军长征途中拍摄了一些照片,可保存至今的照片并不多,这些照片作为红军长征的文献资料,就显得弥足珍贵。红二方面军部分人员长征途中于贵州大定合影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长征之前,红一军团战士苏静负责摄影工作,他也是我军最早兼职的摄影工作者。苏静年轻时曾在海外学过照相技术,参加红军后,组织上交给他一台从敌军缴获的相机,《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给红军学员们讲话》这张照片就是苏静拍摄的。胶卷还未来得及冲洗,苏静就背着相机和未冲洗的胶卷踏上了漫漫长征路,攻克遵义后,他在县城的一家照相馆冲洗了胶卷,可这家照相馆只能冲洗不能印放,苏静只好背着底片继续四渡赤水,强渡大渡河,爬雪山过草地,到陕北又等了一年,直等到“西安事变”以后,红军的条件得以改善,苏静才在陕西三原县的一家照相馆里印制成照片。这张照片从拍摄到冲洗底片再到印制成照片,历经三年多的时间,由此可见,红军的摄影工作者对待摄影认真态度与执着精神。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部分干部合影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长征途中,红二十五军攻占了甘肃的两当县城,军参谋长戴季英看到县城内有一家由叔侄俩开的照相馆,就把叔侄俩请到部队来,让他们背着体大笨拙木制外拍机随军行动,沿途为部队照相。1935年9月15日,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;16日,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、二十七军也到达永坪,三军胜利会师;18日,在永坪石油厂广场,举行军民万人大联欢,随军摄影师为部队拍摄了多张照片,其中有《红二十五军伤员与七名女战士渡渭河》,《红二十五军部分领导人合影》,以及《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永坪会师合影》等照片。红小鬼歌舞队 苏静摄1935年11月29日,红二方面军攻占了湖南新化城,红军请当地的照相馆,为肖克、王震、夏曦等领导同志拍摄了《我军南征胜利占领新化城纪念》的照片。1936年2月上旬,红二、六军团占领了贵州的黔西、大定、毕节地区,为了做好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,红军开展了民族平等和部队纪律的教育。部队还派宣传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开展工作,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使少数民族群众了解红军。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派人深入到大定县八堡六寨,组建苗族的独立团。独立团成立当天,王震接见了独立团的领导成员,还请来当地的照相馆为大家合影留念,《王震与苗族同胞》这张照片就是红军在长征途中为团结少数民族群众的真实写照。王震和欢迎红军的贵州苗族群众合影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长征为了轻装行军,曾把不必要的东西都找地方存下,苏静犹豫再三还是舍不得丢下心爱的照相机,他除了背着必要的装备之外,还要背着照相机。除他之外,红军战士耿飚也背着一台柯达鹰眼照相机走过长征路,这台相机的背面刻有耿飚的名字。红军长征途中也缴获过敌军的照相器材,其中包括胶卷,但胶卷的规格与苏静、耿飚的相机型号并不匹配。也就是说,红军长征仍保留着摄影工具照相机,只是不具备拍摄的必要条件。我军南征胜利占领新化城纪念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长征途中所拍摄的照片,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支援,依靠各地照相馆和流动的照相师的协助。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,认真执行对工商业的保护政策,维护当地治安,鼓励照相馆继续营业,红军每次照相都是先付费后照相,从不拖欠照相馆的钱款,各地照相馆自然乐于为红军提供照相服务。美国女作家韦尔斯为了撰写《续西行漫记》一书,曾专题访问了康克清同志,康克清向她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的一些故事,还赠送她一张红军过草地时拍的照片,康克清说:“这张照片是长征中经过大草地时拍的,现在特送给你,我们在长征中很难得拍一张照片,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。”康克清同志赠送韦尔斯红军过草地的照片,也是唯一一张红军过草地的照片。朱总司令给红军机枪训练班讲话 苏静摄红军长征胜利后,在停止内战、抗日救国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,大批青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,有的青年是带着照相机来的,在此期间,红军曾派人从西安买了一批胶卷,有了这些物质的保障,红军的摄影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。在此之前,红军在长征途中所有的照片,包括红军到达陕北胜利会师的合影照片,几乎都是照相馆或流动的照相师拍摄的,所以说,为红军长征留影存真的照相馆和流动摄影师功不可没。红25军部分重伤员与7名女战士渡过渭河合影 当地照相馆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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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一数:参加长征并胜利到达陕北的女红军!

王定国

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于1959年合影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一奖章

在长征的队伍里有一批女红军,她们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,承受着比男红军更多的艰难困苦,以顽强的毅力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,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,在雪山、草地里跋涉,与生命的极限进行顽强抗争,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。她们不愧为女中豪杰、巾帼英雄。

那么,参加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女红军各有多少人呢?又有多少人胜利到达陕北?

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30名,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:

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,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,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:

一是共产党员,政治可靠;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,会做群众工作;是要身强体壮,能适应艰苦环境。

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,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:

蔡畅、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贺子珍、刘英、刘群先、李坚真、李伯钊、钱希均、陈慧清、廖似光、谢飞、周越华、邓六金、金维映、危秀英、杨厚珍、吴富莲、钟月林、甘棠、肖月华、危拱之、李建华、王泉媛、李桂英、谢小梅、曾玉、刘彩香、丘一涵、吴仲廉、彭儒、黄长娇。

出发时,彭儒、黄长娇因病留在中央苏区,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。30名女红军组成妇女队,由刘群先任队长、金维映任政治委员。

到达贵州黎平后,妇女队编入干部休养连。其中一部分人因伤病、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;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,担任调查土豪、宣传群众、寻找民夫等任务;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,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、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、稳定民夫情绪,以及打土豪、筹粮筹款等。

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,谢小梅、甘棠、李桂英3人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。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,吴富莲、王泉媛、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,并参加了西路军,经历了失败、被俘等种种磨难。康克清、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、红二方面军工作,后辗转到达陕北。最终,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,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。

红二十五军7名女红军与其它指战员一起渡渭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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